手机的故事


  □董苏雯
   1978年,我10岁,正在市重点小学读四年级。课堂上,老师常给我们描绘,等我们这一代人长大后的美好生活,就是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。
  可是,我那时候,不仅没有见过电话,居民新村里连电都没有,家家户户都是用学生用过的废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照明。直到1982年我初中读完,家乡还没通上电。读初中时每天晚上上两节课的晚自习,教室里点着好几盏有玻璃罩的台灯,用的是煤油,油烟大。吸了油烟,上完自习后学生们两个鼻孔都黑黢黢的。
  那时候,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写信,遇有特殊情况会发电报。一直到2000年之前,家乡那一带都还有“给信”的习俗。所谓“给信”,就是哪家“老”了人,即“白事”,一般这样的情况很紧急,外地距离远的直系亲属不能及时得到信息赶回来,主家就会安排一个人日夜兼程赶去送“口信”。白事中,知客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批送“口信”的人率先安排出去。 1983年夏初,我的祖父病逝。在祖父病危之前一个月,父亲就给出嫁在邻县的小姑写了信,希望她能赶回来看看祖父,小姑一直没回。后来才知道,她根本没收到信。祖父去世时,父亲当即在邮局给小姑拍了电报,又安排了一个送“口信”的人。去小姑家的交通很不便,要转四五次车,转的车中大多一天只一趟,时间上又凑不巧,送“口信”的是我一个叔,车不赶趟他就步行,第三天赶到小姑家,等他和小姑赶回来,祖父已经出完殡了。当时天热,家乡的风俗,是死去的人只能在家停3天。没能见上祖父最后一面,成了小姑永远的遗憾。我最初开始接触到电话,是1990年参加工作后,当时单位有内部电话,号码是4位数,单位内部较容易接通,接外线则是两部由专人值守的电话,拨号前要先拨“0”。外线难接通,经常连市话都通不了,更别说长途。
  1995年,单位里开始有人家里装固定电话,那时候家里装电话要初装费,一部2000元,还要排队,等不及的就四处托关系。家里有电话,很让人羡慕和骄傲。像块砖头似的“大哥大”这时也出现在市场上,一部上万元,一般百姓根本消费不起。与“大哥大”同时出现的,还有雨后春笋般的各种寻呼台和寻呼机(又叫BP机或叩机)。最开始是仅能显示呼叫方号码的数字机,逐步发展到有留言功能的中文机。年轻人的腰带上挂着一个BP机,BP机一响,赶紧找公用电话亭回电话。
  2000年,固定电话进入农村家庭,手机在城市逐渐增多。 2002年,我买了第一台手机,是一部“西门子”,花了2000多元。揣着手机回老家,本想着回去炫耀一番,谁知老家没信号,手机用不成。这以后,手机步入快速发展阶段,多品牌多功能的手机层出不穷,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,“波导手机,手机中的战斗机”,成了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。我换过的手机从最开始的“西门子”,到“夏新”“波导”“诺基亚”,又到智能机,有10多部了。
  现在,几乎人人都有了手机,我家里的固定电话淘汰数年了。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,我73岁的父亲都学会手机支付和上家族微信群了,他每天都要在群里发几条信息,和家人互动。我们在外地,他和母亲在400公里外老家的生活状况,在微信群上也都能及时了解。逢周末,开车几小时就能回去看他们。从写信、拍电报、送“口信”,到信息高科技,蓦然回首40年,我庆幸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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